□ 作者：张竞月（长江大学教育与体育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
“助人为乐”译为“以帮助他人为快乐”，其实这是从施助者的角度去看待的助人行为。但在生活中，助人行为的顺利完成并不是由一个人决定的，而是需要施助者和受助者共同努力。当施助者为受助者提供恰到好处的帮助时，助人行为才算完成。就好比谈恋爱一样，情投意合才算是真正的在一起，否则只能算是单向奔赴，没有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施助者和受助者也会像情侣一样因为想法不同出现一些“小打小闹”，如是否有告白的勇气（可能性预期）、ta究竟有多爱我的致命问题（质量预期）、受到ta帮助时的心理感受（感受预期）和纪念日的礼物选择（方式偏好），追根溯源矛盾都是因为双方在预测和实际情况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所以，如果想达到助人为乐的效果，就需要了解这些差异并知道如何应对。
1、可能性预期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暗恋却缺乏告白的勇气，就如同寻求他人帮助却因害怕被拒绝而止步，这个现象也引起Flyn和Bohns等人的兴趣。他们通过实验揭示(Bohns，2016；Flynn&Lake，2008)，在求助与帮助的人际互动中，求助者会系统性地低估潜在施助者答应其请求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明明你只要有勇气去开口就能得到帮助，但是偏偏克服不了这种被拒绝的恐惧以至于你浪费大量的时间。而作为潜在施助者时，情况却恰恰相反。Bohns和Flynn(2010)选取了在生活中自然而然就扮演施助者角色的两个样本(担任朋辈导师的35名MBA学生和担任不同课程助教的91名学生)，请他们在任职的学期初预测所负责的学生中会有多少人向自己寻求帮助，等到期末的时候再统计实际情况。无论是朋辈导师还是助教，都远远高估了前来求助的学生数
PS：不论是施助者还是受助者，主动都是开启助人行为的关键一环。
2、质量预期
在我们确定恋爱关系后，总有一个问题会萦绕在我们的脑海里，ta到底有多爱我？这个问题对应到助人行为中就是ta到底会用多大的努力去帮助我？有学者就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一项实验，在实验中2名互不相识的被试一起来到实验室，其中一人观看一段TED演讲视频并做笔记，另一人根据搭档的笔记回答关于视频的问题。做测验者的报酬取决于答对题目的数量，如果搭档做的笔记越多、内容越详细，他们能获得高报酬的可能性就越大。而记笔记者的报酬是恒定的，与做测验者的答题成绩无关。尽管如此，记笔记者为帮助搭档答对题目赢得高额报酬，所做的笔记质量远远超过了做测验者的预期。
PS：受助者的信任和施助者的努力是助人行为成功的绝佳动力！
3、感受预期
在助人的过程中，施助者不仅可以体验到助人的快乐，还会感受到受助者对他的感激之情。这种情感的体验会促使他加强自己的助人行为，从而得到良性的循环。在施助者看来，自己帮助得越多，受助者就会越感激他，在自己完成助人行为时，这种感激之情应该会达到最高值。很遗憾，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Converse和Fishbach(2012)的研究发现，受助者在接受帮助的整个进程中，其感激程度其实是在帮助完成之前达到最高点。这就像临近期末考试，你的学霸男/女朋友主动提出帮你复习功课，那相比考试结束之后，在考试的前一周你更感激ta的辅导。这是因为，当帮助行为仍在进行中并且即将接近目标时，受助者对施助者最为依赖。而当目标实现后，感激程度随着依赖性的下降也减弱了。
PS:“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受助者需要向施助者发送的长期信号。
4、方式偏好
礼物选择是直男们在纪念日的“头等大事”，询问出的礼物是否缺乏诚意呢？在助人行为中，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以“家长式帮助”和“自助式帮助”为例，所谓的“家长式帮助”，指的是由帮助的提供方决定受助者的需求，赋予受助者较小的选择自由度(Baker，2015)；而与之相对的“自主式帮助”则强调由受助者自己决定需要什么，受助者享有的自由度更大。在最新研究表明中，当个体作为帮助的提供方时，更偏好家长式，认为家长式帮助是更有效的方式；而作为接受方时却相反，更希望获得自主式的帮助助(Schroeder，Waytz，&Epley，2017)。也就是说，施助者认为有用的方式可能会引起受助者的反感甚至是逆反心理，这就会造成好心办坏事的不良后果。
PS：从受助者的需求出发才能更容易赢得好评。
助人为乐本没有对错之分，但因施助者与受助者占据不同角色，对帮助可能性、质量、心理感受和偏好方式等存在不对称的知觉，进而在预测对方心理与行为时发生偏差。这时，施助者的积极主动、助不求报以及受助者的信任与感激能在克服这些偏差时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让助人为乐真正做“对”！
参考文献：
Bohns，V.K.(2016).(Mis)understandingourinfluenceoverothers:Areviewoftheunderestimation-of-complianceeffect.CurrentDirectionsinPsychologicalScience，25(2)，119–123.
Bohns，V.K.，&Flynn，F.J.(2010).“Whydidn'tyoujustask?”Underestimatingthediscomfortofhelp-seeking.JournalofExperimentalSocialPsychology，46(2)，402–409.
Converse，B.A.，&Fishbach，A.(2012).Instrumentalityboostsappreciation:Helpersaremoreappreciatedwhiletheyareuseful.PsychologicalScience，23(6)，560–566.
Flynn，F.J.，&Lake，V.K.B.(2008).Ifyouneedhelp，justask:Underestimatingcompliancewithdirectrequestsforhelp.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95(1)，128–143.
Baker，A.(2015).Race，paternalism，andforeignaid:EvidencefromU.S.publicopinion.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109(1)，93–109.
Schroeder，J.，Waytz，A.，&Epley，N.(2017).Endorsinghelpforothersthatyouopposeforyourself:Mindperceptionalterstheperceivedeffectivenessofpaternalism.JournalofExperimentalPsychology-General，146(8)，1106–1125.
Waytz，A.，Schroeder，J.，&Epley，N.(2014).Thelessermindsproblem.InP.G.Bain，J.Vaes，&J.-P.Leyens(Eds.)，Humannessanddehumanization(pp.49–67).NewYork，NY，US:PsychologyPress.
王逸璐，&谢晓非.(2019).帮助情境中的预测偏差:成因与应对.心理科学进展，27(01)，117-127
